遍访36件海内外现存大晟钟为宋代编钟文化“定调”

为了研究宋代黄钟标准音高,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李幼平开始收集大晟钟资料。如今,他已遍访36件现存海内外的宋代大晟钟,通过实地考察、音响实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音乐性能研究,揭示宋代青铜编钟的时代特点,尤其是与黄钟标准音高之间的内在联系,完成音乐学界对大晟钟所做的最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大晟钟以其高雅的艺术品质与大雅的艺术追求,穿越近千年,呈现出宋代编钟文化的历史嬗变及其艺术魅力。”

从曾侯乙编钟出土时起,李幼平便开始关注并学习音乐学家黄翔鹏的研究成果。黄翔鹏在唐宋遗音曲调考证工作中,一直将历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作为其中心环节之一予以重视与思考,并于1989年明确提出了“历代黄钟标准考”这一课题。1994年7月,黄翔鹏以“历代黄钟概况”为题开始为李幼平系统授课并予以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具体研究指导。1997年春夏间,已是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的李幼平正式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博士班,成为黄翔鹏的第一个博士生。

“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是黄翔鹏为李幼平拟订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他曾多次给李幼平讲授自己对这一题目的思考和设想。因病情加重住院后,黄翔鹏仍然关心着李幼平的培养问题。然而就在李幼平收到正式录取通知的前几天,黄翔鹏不幸仙逝。“他对每一个指导过的学生,都曾经怀抱着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学术重托。何况是自己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呢!”黄翔鹏的后学晚辈乔建中、冯洁轩肩负起指导李幼平的任务。

“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需要一个突破口。经师生三人一次次商量、探讨,最终决定以北宋“大晟编钟”为对象展开研究。大晟编钟是北宋徽宗年间制定、推行大晟新乐时期设计、铸造的固定音高青铜打击乐器,具有中国传统合瓦形编钟的外貌特征,同时又集中体现了宋代科学家、音乐学家研究、制造、使用编钟的时代性认识与所达到的实际水平。

宋代是中国古代十分注重礼乐制度重构的历史时期之一。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在即位不久即掀起了赵宋王朝历史上第六次改制新乐的高潮。宋徽宗在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铸制大晟编钟,次年完成大晟新乐。大晟钟继承先秦传统编钟的形制,使用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得到群众‘批准’了的民间的音高标准”。每件编钟因钟体壁厚、重量不同而形成相异音高。钟体除铸有器名作“大晟”二字之外,还铸有律名。

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大晟钟一部分被金人掳掠北去,一部分就地散失民间,还有一部分则随赵宋王朝的南迁而转移到了江浙一带。今存大晟钟散见于北京、上海、辽宁、河北、河南、陕西、湖南、山东、台湾等地区的文博部门,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

大晟钟是成编使用的固定音高乐器,其音律关系在黄钟标准音高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而已有的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关于大晟钟的研究,尚缺乏整合一体的系统观察和综合讨论。黄钟音高标准研究的关键是现存遗器资料的搜罗、历史文献的梳理以及编钟音响的实验和测试。

1997年起,李幼平在各地文物、研究部门和学界友人的倾力协助下,开始收集散落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大晟钟资料,将音响与文献相互印证。“每件大晟钟的寻找研究过程都有激动人心的时刻、欢呼雀跃的场面。”

2000年,李幼平完成对当时所知25件宋代大晟钟的资料整理、音响采样、音乐学分析与音乐考古学综合研究,撰写博士论文《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洛秦表示,这是对海内外现存的25件大晟钟进行的全面梳理,是对大晟钟较为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也是21世纪以来宋代乐器研究中重要著作。

2006年8月,《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被评为“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著作类二等奖(一等奖空缺)。“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成立于1999年,每两年一届,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宋史学界最高水平的评审活动,旨在奖励在辽宋夏金史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人才。“作为宋史研究领域的一名新兵,深感宋史学界奖掖后学的博大胸襟与情怀,深深感悟到了自身的不足、存在的差距,以及肩负的责任与努力的方向。”2005年,李幼平赴美访学,开始收集、考察、研究散存在北美地区的中国古代青铜编钟。

2006年,李幼平两次游学哈佛大学并拜访音乐学家卞赵如兰。第一次进入卞赵如兰的府邸即在客厅的茶几上看到了文集《孔子时代的音乐》。这本是配合2000年4月27日在华盛顿主办的同名专题展而编辑出版的。他向卞赵如兰请教与文集相关的内容,意外发现文集中就介绍了一件珍藏于美国巴尔的摩沃尔特斯美术馆的宋代大晟钟。

在卞赵如兰、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包华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等人的帮助下,李幼平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取得联系,于2006年10月对馆藏大晟钟进行现场考察与测音采样。考察当天,李幼平坐最早一班火车清晨4点便抵达巴尔的摩。他悬着一颗心在博物馆门口徘徊等待,“我渴望找到大晟钟、敲响大晟钟,但同时又担心音高与钟体律名不符,做学问如履薄冰。”

音响采样使用的“T”字状软木槌,是参照曾侯乙墓出土同类器物制作而成,其柄长18厘米,槌头高8厘米,直径2.8厘米;采样录音设备为日本制造的Victor XM-R2小型数码录音机;音响分析软件为中国音乐研究所视听技术实验室开发的“通用音乐分析系统”。这些工具与取器物的手套、悬钟的绳子、测量用的卷尺三角尺卡尺等一同放在工具箱里,时刻准备出发,跟随李幼平去往存有大晟钟的地方。“录音机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不是舍不得换,而是使用同一套工具演奏、录音、测试以减少误差。”每次现场考察前,李幼平都做好充分准备,珍惜每次机会,“不要想着还能再来一次,考古现场没有‘第二次’。”

巴尔的摩沃尔特斯美术馆藏大晟钟是目前见存美国惟一一件宋代大晟钟,钟体铭文“大晟·南吕”。这也是见存36件大晟钟遗物中的惟一一件“南吕”中型钟。实测音高与律名“南吕”相呼应,既证明了它所保存音响的原真性,也填补了宋代大晟钟“南吕”正声钟的史料空白,同时为推断宋代大晟音乐实践所使用的黄钟标准音高提供了直接依据。“这个结论对我非常重要,宋代大晟钟十二律终于找齐了,结论也更加完善。”李幼平发表论文《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藏“大晟·南吕”钟》,将其与另外发表的《大雅大晟钟 睿智昏德公——北宋大晟钟雅俗名实考》《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试验》《怀古宋乐 大晟新钟——关于大晟新钟的研制暨怀古编钟的初步思考》三篇文章,以附录方式收录于近日再版的《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列入“宋代音乐文化阐释与研究文丛”。此次再版,他还对20世纪已知的大晟钟资料进行进一步补充、完善。“大晟钟的研究没有停止。”李幼平推进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复制试验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他希望大晟钟在当代社会生活和艺术舞台上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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