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10周年特辑 – 璀璨夺目的青铜时代

  每个博物馆,每个展览的设计都会遵循一定的脉络,比如这个主题按照时间顺序是如何发展的,都有哪些重要类型,具体到这些类型里又有哪些品类,有些不起眼的东西之所以摆会在展柜之中而让另一些更精彩的东西在仓库睡大觉,是因为它是整个链条上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环。

  但这种情况对于国家博物馆的展品来说几乎不存在。国博的国宝密度太高了,几乎没有地方放等级低的文物。这导致在国博看东西总有一种不知道该如何着眼的感觉。偶尔觉得这件可以不看,没准就是大国宝。

  上期我们介绍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几乎件件都是国宝,而且青铜器展厅规模比陶器大了起码3倍。

  鉴于篇幅,本篇我们以商代青铜器的发展为主,因为这是青铜器从0到1,也是神性最强烈的时期,最具有代表性。

  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出土的文物已很少调拨国博,所以其实国博的青铜器从时间线上来说是有些缺环的。

  5300年前,一把大概率来自西亚的青铜刀被埋在了甘肃临洮,青铜时代序幕被拉开。

  山西陶寺出土了最早的乐器红铜铃和作为臂环的砷铜齿轮。开启了铜器的本土化铸造。

  到二里头三期(3600年前后),二里头出现了代表了强烈的礼器属性的青铜器。

  一般我们用二里头指代夏代晚期都城,位于今天洛阳偃师二里头,二里岗则指的是商代早期都城,位于郑州。两地相距不过百余公里。

  随着对两遗址文化分期的逐渐深入,我们发现二里头三期晚期时,已经进入了商纪年(距今3560年左右),虽然当时二里头的宫殿,道路仍然在使用,大型贵族也仍然存在,但这时期的墓葬中二里头人自己的盉,爵组合逐渐已经开始被商人的爵,斝组合所取代,说明商文化已经开始影响二里头。

  而这个时间点,正是二里头大量青铜器出现的阶段,关于二里头是否就是夏代都城至今无法确定,我们也不作讨论,但由此可以看出,商人的崛起,和青铜器的突然爆发,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件青铜斝属于二里头晚期/二里岗下层的风格,距今3500年,但出土于较晚的墓葬,很明显不是当时的产物。

  郑州作为王都将近200年,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但现在郑州地区出土的早期青铜器数量却不多,反而在500公里外的武汉出土了很多商代早期青铜器。

  青铜器为铜锡铅合金。铅负责降低铜的熔点,锡负责改善铜的硬度,锡含量越高,颜色偏银色,成品越脆。

  但中原地区至今没有发现有开采价值的锡铅矿。而遥远的湖南,江西等地则有优质矿源。所以商代青铜器的大爆发和控制了长江下游的矿源应该有着紧密的关系。

  青铜器不仅仅作为祭祀用的礼器,更重要的是兵器,国家安全从古至今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自不必言。

  所以商朝建立不久,商人就建立或者从二里头人手中接管了地处江汉平原要冲的盘龙城地区。一来镇守商王朝的南部边界,二来保证锡铅矿的运输畅通。

  国家博物馆藏一件春秋时期的曾伯漆簠(fǔ)上有四个特别重要的字反映了此事的重要性——金道锡行。

  但是无论夏代,商代还是西周,其势力都没能进入长江以南地区,但锡铅矿作为战略物资又不能没有。最有可能的做法就是联姻,以血脉关系联合当地的势力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

  交流一定不是单向的,在这个过程中,南方的石家河文化的玉神面通过盘龙城进入中原(其实可能更早范围更广),影响了青铜器的纹饰设计。出现了今天所谓的“兽面纹”——实则应为神面纹。

  中原神面纹初期十分规矩,没有任何动物元素在内,但南方则没有必要祭祀中原商王的祖先,加上南方动物多,所以他们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自己的各种动物神。在与北方的交流过程中,动物的元素逐渐融入到神面纹,原本没有动物倾向的神面长出了尖牙,利爪。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纵观先秦以前所有神性的文物,均没有后来佛教传入以后的慈眉善目的形象,虽然寻求保佑的最终目的没有变过,但早期富含神性的器物都比较狰狞,大概寓意着你想要达成心愿,必须经过鬼神的考验。

  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加上南方元素的输入。使得青铜器进入了第一个高峰——白家庄期/二里岗上层二期,距今3400年左右。

  白家庄期的青铜器神面纹犀利威武,线条干净利落。一定要记住青铜器的最佳观赏角度不是俯视或者平视,而是仰视。

  白家庄期后,商代开启了频繁的迁都模式,商建国后总共五次迁都,全都出现在这段时间之内,父死子继的王位传承模式也变成了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并存。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年,史称“九世之乱”。一直到盘庚第五次迁殷后商王朝才稳定下来。

  现代学者认为史记所描述的“九世之乱”并不准确,相反,这时期是商王朝大肆扩张的时候,频繁迁都可能和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土扩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武器和祭祀,需要更多的原料,这时商王朝和南方地区的联系更加频繁和紧密。

  毕竟你不可能把所有矿石运上千公里去王都,肯定是在本地提炼成铅锭,锡锭再进行运输。这可能也是江西有着先进的青铜文明的原因——在交换中获得了青铜器铸造技术。

  这件扁足鼎是典型的长江风格,上面两个立虎和作为扁足的龙/鳄鱼在新干大洋洲商墓中也有出土。

  如果说商代中原青铜器充满想象力,那江西的青铜器则是给想象力插上了翅膀。神面纹虽然大体模仿中原,但多了很多装饰性的零碎。大量动物元素的出现也体现了当时的人与动物的相处模式,不是赶尽杀绝,而是敬畏并存。

  大洋洲风格的青铜器大概率从吉安的吴城进入鄱阳湖,再进入长江,逆流而上,影响了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长江流域沿途各省。这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三星堆。

  到了距今3250年左右,盘庚的侄子武丁继续四处征战,史称“武丁中兴”,其配偶王后妇好是我们迄今为止唯一发现未被盗掘的商代王族墓葬,也是目前我们考古发掘能和文献对应的最早的中国人。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进入第二个高峰——鼎盛期。鼎盛期青铜器继承了白家庄期以来共用形的设计,开始把一个完整的兽面纹分割成两个独立的龙纹,辅以其他独立神兽纹饰,大量采用浮雕风格,青铜器上原本单纯是神的化身,现在则浓缩了商人心中的宇宙。

  上海博物馆把这一时期定为“鼎盛期”,除了工艺和审美达到顶峰,也意味着着商人信仰的成熟和定形。综合来讲在整个青铜时代中达到巅峰。

  从此时起一直到西周中期,超过300年的时间内青铜器的大体风格没有太多变化。

  自古至今,正统王朝之所以被称为正统,正在于其规矩。这种规矩直接体现在器型上。敦厚,方正,威严等词正是中原器型的写照。

  司母戊鼎(近年来的“后母戊鼎”是国博自己改的,但至今没有得到广泛承认)上双身共首龙纹组成新款的神面纹,鼎耳上虎噬人纹等都是长江流域青铜器的特点。

  重达800多公斤的司母戊鼎是现存最大的单体青铜器,但绝不是历史上最大的青铜器。考古人员在殷墟的孝民屯铸铜遗址F43发现了直径达17cm的鼎腿内芯,F54发现了直径长达1米54的青铜器内模,苗圃北地PNⅣF1出土了内径达117公分的方鼎铸铜底座。要知道这些都是内芯,成品都要比这些尺寸大一大圈。

  妇好墓中出土了众多不同寻常的东西,比如偶方彝,三联甗这种不走寻常路的器型,牺尊,枭尊等动物形象的酒器,这些被我们称为特别的东西恰恰并不符合规矩的特点。

  以上所有的青铜器上的元素,无论是虎噬人,双身共首,青铜盉上的人面,包括不属于国博的象牙杯,扁足鼎等,还有大面积满雕花纹,都是南方的特点。

  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其多样的形态以及跽坐人,石牛等形象目前看来可考的最早出处都是妇好墓。由此可以看出妇好带来的改变是惊人且几乎全方面的。

  这件玉凤出土于妇好墓,但它在当时已经属于古物,一直以来说法都认为这是妇好的收藏品,也因此把妇好看做目前最早的收藏家。

  但这样的看法可能稍显片面。这会不会是妇好从老家带来的东西,这是不是南北融合的一个物证?

  妇好墓中如此多不同于以往中原特色的青铜器和玉器,众多的南方元素是否带表妇好可能是南方人?这些器物是否是妇好从南方带来的工匠所做?你会发现这些风格的东西似乎仅短暂出现于武丁时期一段时间,到商代末期再度消失。

  当然,以上是本人自己的猜测,请大家谨慎相信,我请教过唐际根教授,唐教授回复妇好虽然有很多南方器型,但也有很多中原器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妇好一定是南方人。

  考古学家一定是严谨的,但我们可以不用那么严谨:既然不能证明是,也不能证明不是吧?毕竟这么多不同点在眼前,我觉得如果没有怀疑的精神,才是对文物的一种亵渎。

  青铜器的核心是神性,台案上青铜器的神面纹是神/祖先在人间的化身,商人通过祭拜这些神,达到与祖先以及更高神沟通的目的。

  但是到了商代末期,比如著名的商纣王(帝辛)时期,对先王们的祭祀作了极大的改革,最直观的改变是不再像武丁时期事无巨细都要占卜询问吉凶。在学术界这被称为“偶像破坏”。

  国家博物馆入藏的两件作器者名为:作册般的青铜器被普遍认为属于帝辛时期的器物,上面出现了较长的叙事铭文。除此之外,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小臣艅犀尊也是帝辛时期带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安阳考古出土的戌嗣子鼎则可能为商末或周初。

  从此以后,青铜器开始走下神坛,从充满神圣的祭祀对象,逐渐转变为记录家族的荣光。

  虽然仍旧要祭祀,但也要把自己的事迹写上去,祭祀的时候告诉祖先我有多厉害,或者让后人记住我有多牛叉。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攻下了商朝国度朝歌(今河南淇县),商纣王,商朝灭亡。

  落后的小邦周管理先进的大邑商有着巨大的困难,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能继承的都继承。青铜器的纹饰和铭文记录方式皆被周人继承了下来。

  西周初期两件重要的青铜器均记载了有关周武王灭商的事情,其中著名的利簋更是把周灭商的这天精确到小时。

  整个西周的青铜器皆因其铭文所记载的内容而闻名,极少因为器型特殊而闻名。由此也能看出商周的青铜器虽然样子看着一样,但精神内涵完全不同。

  西周初期的曾国同样作为镇守周王朝南土的最强诸侯国,承担起了再次守卫金道锡行的任务,并且又一次把长江流域青铜器的风格引入了中原,影响了中原青铜器的发展。

  到了西周中晚期,周人也找到了自己的设计方式。神面纹逐渐被从青铜器上移到耳朵,腿等没那么重要的位置。

  周礼的制定意味着祭祀的程序开始流于形式,不再是因为我从祖先神那祈求什么,而是大家都这么干,制度也规定这么做,那我就这么做,但是我穷,所以行驶到了就行,内容不用太较真。

  从西周晚期开始,青铜器神性不在,家族荣誉也不再被重视,卿也还没掌权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今天发现的诸如三门峡的虢国,梁带村的芮国墓地等此时期的青铜器大多惨不忍睹。无论从制作精细到纹饰风格都非常差。

  孔子曰:“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田陈篡齐,三家分晋,种种此类事件意味着一开始帮诸侯打工的卿大夫开始走到台前,替换掉国君,并且自己设置铸铜作坊,产生自己的风格,一旦事情是为自己而做,那么更大,更精美,更奢华自然成为了首要条件。青铜器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迎来了最后一次高峰。

  这种改变首先从春秋中期的楚国开始出现,地处南方的楚国被谁都瞧不上,所以发愤图强在中原纹饰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更加独特噩风格。制造出了无数极致精美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制作方法至今都存有争议——比如失蜡法。

  楚国青铜器反过来又影响了山西的晋系青铜器,两大风格各自辐射形成了晋系,楚系两大派系。

  结合中原和南方地区残留的商代影响等,最终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这段时间出现了楚系,晋系,秦系,齐鲁系,燕系,徐舒系,吴越系,巴蜀系等诸多不同风格的青铜器。

  是中国青铜器最丰富多彩的时期。一些新的工艺诸如嵌红铜,错金银,鎏金等开始出现。青铜器的神性和家族荣光的属性进一步衰退,艺术品的属性大大增加。

  战国晚期到西汉,随着人们对黄金的逐渐重视,单纯的铜器的神性和艺术性已经完全消失,廉价的铁器发展也蚕食青铜器的实用属性,虽然铁质兵器完全替代铜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铜也仍然作为一种贵重的物资,在使用的时候还常在上面刻上“何时何人购于何地,购买数量以及重量”等关键信息,但已经近似于今天企业对资产的管理。

  神性,实用性,祭祀功能,战争功能都各方面都被挤压的青铜器,再无太多特殊性可言。

  在国博110岁生日这天,都去博物馆吧,和它们面对面,静静感受它们对着你诉说着那些早已被埋在黄土之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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