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辉:繁华背后《清明上河图》揭示了什么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通过810多位各色人物的传神描绘,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图景,被誉为“神品级”传世佳作。

但是,这幅名画仅仅是展现了北宋汴京繁华的市井生活吗?这幅画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不久前,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来到中欧“守正出新·正道致远”讲座,和大家分享了对此画的独特解读。

很多看过《清明上河图》的人,都认为繁荣的汴京胜景是这张画的主题。然而,如果跟随画家张择端穿越到900多年前的汴京,你看到的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大多数人都知道张择端是北宋的宫廷画家,擅长界画。前人留给我们关于张择端的唯一信息就是金人张著的跋文:“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卷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1186年)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

张著的这段跋文简述了张择端的生平事略,从中可探知张择端的家庭背景和他在汴京的经历。

跋文首先称他“翰林”,这个“翰林”不是翰林学士院里的文官,而是翰林图画院里的画家。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宋太宗赵光义设立了翰林图画院,集中了知名的肖像画家、界画家和宗教画家。

张氏名为“择端”,字“正道”。《礼记·燕仪》有云:“上必明正道以道民。”其名和字深刻地烙下了儒家思想的印记,可知其父辈对儒家的道德观念相当尊崇。

“东武”就是现今山东诸城,距离孔子的故里非常近。孔子的得意门生、女婿公冶长,开创了诸城的儒学根底。诸城于北宋时期形成了尊崇儒家经学、积极入仕的密州文化。

“幼读书,游学于京师”。毋庸置疑,张择端年幼时读的书肯定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北宋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注重童蒙教育,朝廷开设了童子科,向地方吸纳15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考进士。

张择端“游学于京师”,学的是诗赋论策,然后才能参加进士考试。中了进士之后,就可以得到朝廷美官。在《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游学京师者的身影,如卷尾绘有一招牌,上书“久住王员外家”,透过楼上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位学子在苦读……这其实就是张择端初到开封时的生活写照。

我们猜测,来自经学故乡的张择端也许不适应当时科举考试的变化,科场失利,所以才不得不半路出家学习“界画”。

界画是一种借助直尺来表现建筑的绘画,手法多样。作画时,笔杆下部要绑上一个小木块,有了这个小木块,界笔就可以抵着直尺运行,按照画家的意图画成各种各样不同长短的直线。界画较易画出效果,只要运用工具熟练,画得精细准确,就会取得欣赏者的认可,因此画师比较容易谋生。

“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大家都认定张择端画得最精到的是舟船,在绳墨之矩中画出了舟船和建筑的韵味,自成一家。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的成功,是有许多前代画家做了种种艺术铺垫,至此才形成了一个艺术高潮。例如,我们看到画中的场面非常大,这是借鉴了宗教绘画的大场景。场景大了,尺幅却并没有变大,高度只有近25厘米,长度也只有5米多,这取鉴于北宋相当发达的“微画”艺术。

《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于北宋什么时期?首先,我们要看一下画中人物的衣冠服饰。女士的衣冠服饰变化最快,我们看到画中有不到10位妇女,她们穿的衣服都是宽松式的短褙子(现在叫外套)。根据南宋遗民徐大焯的《烬余录》记载,这种女装样式是在崇宁、大观年间出现的。到了宣和、绍兴年间,这样的衣服已经不太流行了。

还有一处,我们看到画面中有两个人在推着车,一辆在大道上,一辆在胡同里,车上盖着一块大苫布,大苫布上写着草书大字。很显然,它们原本是粘在屏风上的书法作品。这么好的书法作品给扯下来当苫布,一定是写这个字的人出事了。这让人不得不想起北宋崇宁初年朝廷的新旧党争,旧党人如苏轼、黄庭坚被宋徽宗废黜,朝廷还要求把他们写的书和墨迹统统销毁。

再往下看,画中标出的羊肉价格:“每斤六十足”。这样的价格,据考证恰恰也是在崇宁初年。我们在画中看到了多处事件和物件,都和北宋崇宁时期有关。因此,这幅画很可能是在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中期所著。

很多人对“上河”两个字不太理解,这个“上”实际是一个动词,所以“清明上河”是说在清明时节,大家到河的堤岸上、到桥上看春天的景致。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北宋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汴京新旧城共有8厢120坊,人口达10万户。过去都说画的是汴京城的东南角、东水门一带,但是我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并非如此。

为了搞清楚《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到底是哪个城郭街肆,我依据《清明上河图》绘出了城市鸟瞰图,然后与汴京城的地图进行比对,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

先来看城门。把城门的牌匾放大了一看,上面就写了一个“门”字,“门”的前面点了几点,这说明画家有意要回避具体的城门名称。

这会不会是偶然的呢?我们再看,画中有一座寺庙,这座寺庙的大门上有门钉,说明等级很高,应该是皇家寺庙。像这样的寺庙牌匾是要写上庙名的,但仔细一看,上面也是点了几点。还有画中的虹桥,像这样的桥在汴河上有13座,画家到底画的是哪一座呢?在桥身上没写桥名。

会不会是画家眼神不济,写不清楚呢?肯定不是。因为画中的大小招牌、广告,不论再小的字,画家都写得一清二楚。

看来,画家根本就不想画一个具体的地方,而只是概括提炼出在开封城各处发生的一些事情,把它们集中在画面上。也就是说,《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汴京生活实情,而非实景。

那么,充满儒家思想情怀的张择端难道仅仅是借这幅画展示当时的社会风俗,炫一下自己的画技吗?恐怕未必!

请看卷首,有一队人马踏青归来,官人骑马、官太坐轿,好不惬意,其中有人挑着两只打来的山鸡,但这在当时却是犯了天条的。北宋初期就有圣旨,每年的2月至9月正值动物产卵和哺乳期,是不准打猎的。

再往前是集市,沿街有茶馆饭铺,而这支无所畏惧的官人队伍中,有一匹马受了惊,正要冲到集市里去,惊马的奔跑、嘶叫声惊扰了在小茶馆里喝茶的老百姓,大家纷纷循声往外看……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三中记载:京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还有驻屯军守在里面,一旦发现火情,马上实行扑救。而整个《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街道绵延十里,竟然没有一座望火楼。唯一看到的一个砖砌高台,原本正是一个望火楼,眼下却变成了一座凉亭,成为供人休憩的雅静之地。其下的两排营房变成了饭铺,甚至连城里的军巡铺(消防站)在节日里也被改成“军酒转运站”了。

再往前走,我们看到一个官衙模样的建筑,在门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七八个士兵。他们身边有两个文件箱,看起来这是两班人马,一班去送文件,一班去捕人,现在却都躺在这里睡大觉、发愣。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恶劣现状,即官员超员,兵员超员,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宋代官僚机构膨胀严重,人浮于事,士兵都处在极其懒惰、消极的状态。

再往前走,汴河上停泊着许多运粮漕船。有人说,这些船舶体现了当时汴京城的繁荣。其实,在繁荣背后恰恰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这些都是私家的粮船,而非官粮。其实在北宋太宗朝的时候就立下规矩,在京畿要地,粮食必须由朝廷所掌控,私粮不得入内。而这里却有大量的粮船涌入,准备囤积居奇。没过七八年,汴京城的粮价就涨了4倍。有人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私粮呢?因为官粮必须要有官员在场,还有士兵持械护卫。而这些粮船的前后,没有一个官员或士兵看守。

再往前看,来到拱桥这个地方。这是画中社会矛盾激发的高潮。有一条大客船满载着客人,突然发生了很危急的情况,大船的桅杆要撞上桥帮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险情呢?按常理,在距离虹桥一定距离的时候,应该有专人值守,提醒纤夫停止拉纤、放下桅杆,以免桅杆撞上桥帮。但这些岗位都没有了,所以埋头拉纤的纤夫一直把船拉到桥边还不知道,等船上的人发现,已经是大难临头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桥上更是险象环生。桥上拥挤的人群,完全是因为两边的占道经营造成的,把桥面的宽度压缩了许多。桥的两头,分别过来一队文官和武将,他们的马弁护卫在彼此争吵,互不相让,乱成一团。

画家把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桥上和桥下,反映了北宋后期官员不作为、不恪尽职守所造成的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

此外,画家还展现了宋代贫富的极度分化。饿汉与那些在酒楼里聚餐的雅士,纤夫与坐在车轿里的富翁和骑马的官宦人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那高贵的香料店、高档医铺等,与饥渴难耐的穷人更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张择端还在卷尾设计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问医、问道、问命三个场景。长卷结尾点题是古代画家常用的手法,张择端用他的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国家的这些事,该有人管管了!

宋朝自太祖以来采取文官治国的国策,制定了鼓励文人谏言的政治措施,特别是立下了“不得杀言事者”的戒律。因此,北宋的谏言方式有很多,从开始的书面谏言的“文谏”形式,扩展到“画谏”“艺谏”和“诗谏”等艺术形式,参与谏言的人也越来越多。张择端作为一个自幼受儒家入世思想熏陶的宫廷画家,正是借奉敕作画之机以曲谏的手法,显现出他对社会的担当。

看到《清明上河图》的宋徽宗,尽管对画卷赞不绝口,但因为画卷中没有宋徽宗想要的和谐之美,认为此画不祥,因此亲笔题写了“清明上河图”5个字,并加盖双龙小印后,将此画转送给了外戚向氏。

《清明上河图》一直保存在向氏家中。金兵南下时,驻守淮阳的向氏孙子向子韶拒不投降,全家被金军所害,藏于向府的《清明上河图》自此落入金人手中。后来该画辗转宫廷和民间,至1951年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从装裱裁剪的痕迹与对画卷的解读来看,《清明上河图》丢失了部分题跋,但画面内容应该是完整的。

我们惊奇地发现,其实古人在近800年前就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看明白了。金、元、明以来,张择端的儒家情怀受到了文人学士们的肯定,这从画后历代跋文中可以看出端倪。

元代江浙儒学提举李祁认为,该图“犹有忧勤惕厉之意”,比之为唐朝用于劝诫皇帝的《无逸图》。李祁的第五代孙李东阳在跋中题写“独从忧乐感兴衰”,将该图比作北宋神宗朝的画谏《流民图》。明代学者邵宝的跋文被裁,刘渊临等先生在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十三找到了抄文,邵宝曰此图乃“明盛忧危之志,敢怀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绘为图。令人反复展阅,触于目而警于心,溢于缣毫素绚之先”。

总而言之,《清明上河图》不仅是“神品级”传世佳作,更是以儒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思想为创作之本,深怀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深刻揭示出北宋末徽宗朝的世相百态,值得后人深深敬仰和细细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