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访36件海内外现存大晟钟为宋代编钟文化“定调”

为了研究宋代黄钟标准音高,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李幼平开始收集大晟钟资料。如今,他已遍访36件现存海内外的宋代大晟钟,通过实地考察、音响实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音乐性能研究,揭示宋代青铜编钟的时代特点,尤其是与黄钟标准音高之间的内在联系,完成音乐学界对大晟钟所做的最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大晟钟以其高雅的艺术品质与大雅的艺术追求,穿越近千年,呈现出宋代编钟文化的历史嬗变及其艺术魅力。”

从曾侯乙编钟出土时起,李幼平便开始关注并学习音乐学家黄翔鹏的研究成果。黄翔鹏在唐宋遗音曲调考证工作中,一直将历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作为其中心环节之一予以重视与思考,并于1989年明确提出了“历代黄钟标准考”这一课题。1994年7月,黄翔鹏以“历代黄钟概况”为题开始为李幼平系统授课并予以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具体研究指导。1997年春夏间,已是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的李幼平正式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博士班,成为黄翔鹏的第一个博士生。

“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是黄翔鹏为李幼平拟订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他曾多次给李幼平讲授自己对这一题目的思考和设想。因病情加重住院后,黄翔鹏仍然关心着李幼平的培养问题。然而就在李幼平收到正式录取通知的前几天,黄翔鹏不幸仙逝。“他对每一个指导过的学生,都曾经怀抱着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学术重托。何况是自己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呢!”黄翔鹏的后学晚辈乔建中、冯洁轩肩负起指导李幼平的任务。

“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需要一个突破口。经师生三人一次次商量、探讨,最终决定以北宋“大晟编钟”为对象展开研究。大晟编钟是北宋徽宗年间制定、推行大晟新乐时期设计、铸造的固定音高青铜打击乐器,具有中国传统合瓦形编钟的外貌特征,同时又集中体现了宋代科学家、音乐学家研究、制造、使用编钟的时代性认识与所达到的实际水平。

宋代是中国古代十分注重礼乐制度重构的历史时期之一。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在即位不久即掀起了赵宋王朝历史上第六次改制新乐的高潮。宋徽宗在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铸制大晟编钟,次年完成大晟新乐。大晟钟继承先秦传统编钟的形制,使用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得到群众‘批准’了的民间的音高标准”。每件编钟因钟体壁厚、重量不同而形成相异音高。钟体除铸有器名作“大晟”二字之外,还铸有律名。

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大晟钟一部分被金人掳掠北去,一部分就地散失民间,还有一部分则随赵宋王朝的南迁而转移到了江浙一带。今存大晟钟散见于北京、上海、辽宁、河北、河南、陕西、湖南、山东、台湾等地区的文博部门,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

大晟钟是成编使用的固定音高乐器,其音律关系在黄钟标准音高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而已有的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关于大晟钟的研究,尚缺乏整合一体的系统观察和综合讨论。黄钟音高标准研究的关键是现存遗器资料的搜罗、历史文献的梳理以及编钟音响的实验和测试。

1997年起,李幼平在各地文物、研究部门和学界友人的倾力协助下,开始收集散落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大晟钟资料,将音响与文献相互印证。“每件大晟钟的寻找研究过程都有激动人心的时刻、欢呼雀跃的场面。”

2000年,李幼平完成对当时所知25件宋代大晟钟的资料整理、音响采样、音乐学分析与音乐考古学综合研究,撰写博士论文《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洛秦表示,这是对海内外现存的25件大晟钟进行的全面梳理,是对大晟钟较为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也是21世纪以来宋代乐器研究中重要著作。

2006年8月,《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被评为“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著作类二等奖(一等奖空缺)。“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成立于1999年,每两年一届,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宋史学界最高水平的评审活动,旨在奖励在辽宋夏金史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人才。“作为宋史研究领域的一名新兵,深感宋史学界奖掖后学的博大胸襟与情怀,深深感悟到了自身的不足、存在的差距,以及肩负的责任与努力的方向。”2005年,李幼平赴美访学,开始收集、考察、研究散存在北美地区的中国古代青铜编钟。

2006年,李幼平两次游学哈佛大学并拜访音乐学家卞赵如兰。第一次进入卞赵如兰的府邸即在客厅的茶几上看到了文集《孔子时代的音乐》。这本是配合2000年4月27日在华盛顿主办的同名专题展而编辑出版的。他向卞赵如兰请教与文集相关的内容,意外发现文集中就介绍了一件珍藏于美国巴尔的摩沃尔特斯美术馆的宋代大晟钟。

在卞赵如兰、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包华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等人的帮助下,李幼平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取得联系,于2006年10月对馆藏大晟钟进行现场考察与测音采样。考察当天,李幼平坐最早一班火车清晨4点便抵达巴尔的摩。他悬着一颗心在博物馆门口徘徊等待,“我渴望找到大晟钟、敲响大晟钟,但同时又担心音高与钟体律名不符,做学问如履薄冰。”

音响采样使用的“T”字状软木槌,是参照曾侯乙墓出土同类器物制作而成,其柄长18厘米,槌头高8厘米,直径2.8厘米;采样录音设备为日本制造的Victor XM-R2小型数码录音机;音响分析软件为中国音乐研究所视听技术实验室开发的“通用音乐分析系统”。这些工具与取器物的手套、悬钟的绳子、测量用的卷尺三角尺卡尺等一同放在工具箱里,时刻准备出发,跟随李幼平去往存有大晟钟的地方。“录音机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不是舍不得换,而是使用同一套工具演奏、录音、测试以减少误差。”每次现场考察前,李幼平都做好充分准备,珍惜每次机会,“不要想着还能再来一次,考古现场没有‘第二次’。”

巴尔的摩沃尔特斯美术馆藏大晟钟是目前见存美国惟一一件宋代大晟钟,钟体铭文“大晟·南吕”。这也是见存36件大晟钟遗物中的惟一一件“南吕”中型钟。实测音高与律名“南吕”相呼应,既证明了它所保存音响的原真性,也填补了宋代大晟钟“南吕”正声钟的史料空白,同时为推断宋代大晟音乐实践所使用的黄钟标准音高提供了直接依据。“这个结论对我非常重要,宋代大晟钟十二律终于找齐了,结论也更加完善。”李幼平发表论文《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藏“大晟·南吕”钟》,将其与另外发表的《大雅大晟钟 睿智昏德公——北宋大晟钟雅俗名实考》《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试验》《怀古宋乐 大晟新钟——关于大晟新钟的研制暨怀古编钟的初步思考》三篇文章,以附录方式收录于近日再版的《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列入“宋代音乐文化阐释与研究文丛”。此次再版,他还对20世纪已知的大晟钟资料进行进一步补充、完善。“大晟钟的研究没有停止。”李幼平推进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复制试验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他希望大晟钟在当代社会生活和艺术舞台上焕发新生。

传统编钟走上交响乐舞台

近日,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专辑《编钟与交响乐——钟磬礼乐》上线“学习强国”平台。专辑共12首作品,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素材和西方交响音乐思维,将中华传统编钟与西洋管弦乐器有机结合,让听众深切感受到礼乐钟磬、交响中西的独特魅力。“以前,我们研究编钟文化着眼于解释‘是什么’,如今研究立足点变成‘能为今天做什么’,不断发掘音乐文物的文化内涵,推进优秀传统音乐舞蹈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李幼平担任专辑艺术总监。

专辑《编钟与交响乐——钟磬礼乐》由武汉、北京两地音乐家线上合作完成录制,收录《王义平主题缅思曲》《神人畅》《空城》《南宋礼乐·迎神·送神》《古怨》《敦煌仙娥》《杏花天影》《众妙之门》《坛》等12首作品,探索编钟与交响乐队的合作,力图使编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乐器回归乐队、回归传统。

12首作品题材广泛,比如,《南宋礼乐·迎神·送神》的音乐素材来源于南宋《中兴礼书》中的律吕谱,属于绍兴十三年(1143)冬至圜丘祭祀乐中盛大宫悬与登歌乐队威仪,由密歇根大学教授林萃青译谱;《空城》的前半部分脱胎于南宋音乐家姜夔的自度曲《扬州慢》;《古怨》取材于姜夔骚体琴歌《古怨》,由杨荫浏译谱;《杏花天影》出自由杨荫浏译谱、姜夔自度曲。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黄汛舫担任专辑作曲、音乐总监,按照一场完整音乐会的呈现逻辑与方式构思,作品形式多样,包括编钟独奏、编钟与钢琴、编钟与合唱、编钟与交响乐队等。“编钟可以演奏多声部、多线条、多层次的音乐作品。从乐队配器这个角度看,编钟的音响可塑性是无限的。它的安静和稳重性格是不同于其他乐器的独特气质,但庞大沉静的身躯限制了它的便携性。”黄汛舫是曾侯乙编钟出土时第一批介入编钟音乐创作、编配的作曲家,长期致力于中国编钟音乐音响研究与探索,并不断在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和西方音乐交响思维的和谐表述中,寻求新的风格,探索新的道路,推出新的作品。

编钟是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的宫廷礼乐重器。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等音乐遗存的发现,使钟磬礼乐研究与艺术实践探索,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当时,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的李幼平震惊于中华古代文明伟大创造,开始研读历史文献、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学习研究曾侯乙编钟文化,开展专题研究、古乐器复制仿制、文创产品研发、古乐舞编配与表演等艺术实践活动。

进入21世纪,李幼平与武汉音乐学院教授孙晓辉、解骏先后赴美,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音乐文化史学家林萃青,围绕中国传统钟磬礼乐开展专项合作研究,于2014年提出怀古音乐研究、创作、表演理念,组成了由李幼平、林萃青牵头,由作曲家黄汛舫、音乐文献学家孙晓辉、钟磬古乐器演奏家解骏、音乐文博专家乔晴等构成的“怀古宋乐——宋代宫廷礼乐研究”团队,全方位展开中国古代风格音乐作品的创作编配、乐器制作、舞台表演以及理论阐释等工作。“怀古之乐,是钟磬礼乐研究的出发点,也是面向历史与现实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需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落脚点。”李幼平说。

专辑《编钟与交响乐——钟磬礼乐》立足于怀古音乐理念和怀古音乐实践经验,是李幼平及其团队对编钟文化学习研究、艺术实践、传承弘扬的阶段性、总结性成果呈献。项目得到了多层次科研管理部门的支持,先后列入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湖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省重点学科建设重大项目及中美国际合作等项目支持范围。接下来,李幼平及其团队将继续完善新编钟科技,为编钟走向国际提供物质条件与技术保障,创建编钟音乐网络平台,为编钟音乐创作、编配、演奏及欣赏提供音响与音乐,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礼乐钟磬表演者、传承者等。

今年年底,首届金编钟国际作曲大奖赛将在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颁奖仪式并首演。目前,大赛正向全球音乐人征集编钟音乐作品,要求参赛者为编钟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而创作。比赛用钟是由李幼平在宋代大晟钟的基础上按现代音律设计铸造的一套大晟新钟。“从考古发掘、理论研究到编钟古乐、编钟与民族乐队、编钟与交响乐队的舞台呈现,从出土文物、研究文献到乐器乐谱、音视频出版物及相应的学术成果与理论总结,编钟所代表的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业。”李幼平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编钟、编钟与民族乐队、编钟与交响乐队新作品不断问世,并以乐谱、音视频及舞台呈现等形式,在中国、在全世界出版发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古蜀文明和夏商王朝关系密切

7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王巍做客“名人大讲堂”,在成都博物馆以“探索文明演进历程 揭示多元一体格局古蜀文明与夏商王朝”为题举办讲座。

王巍在本次讲座上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信息,阐释了其目的、目标、研究方面、研究成果等,揭示了古蜀文明与夏商王朝的密切关系。

“一系列都邑遗址和各地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在王巍看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年来,揭示了各地区文明化进程以及以中原夏商王朝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这对中华文明演进的环境背景、兴衰原因、内在机制、发展道路等取得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同时,也提出了文明定义和文明形成标准的中国方案,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王巍还在讲座上解答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问题。“国外有些人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有所质疑,认为文献中关于五帝的记载不足为信。”他说,为了解答这一质疑,只能通过考古发现来验证。

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王巍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从2000年起,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2002年春,他受命组织重大工程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成为预备性研究的主要负责人。2004年,该项目正式启动,王巍和北大赵辉教授共同担任了该项目的负责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研究项目,体现在参与学科多、参加研究人数多、重要发现多。”王巍说,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过程;文明形成的标志性特性;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及其作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等。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仅构建了中华文明演进过程更为详实的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年表,还重点围绕4处都邑性遗址与40余处区域聚落群开展田野考古调查、重点区域的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

古蜀文明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深受中原礼制影响,王巍表示,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曾与夏商王朝具有密切关系。其原因有二:一是三星堆文化早期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二是三星堆文化晚期和金沙十二桥文化接受了商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龙的崇拜;青铜编钟的前身铜铃;人像传统(部分区域);祭祀用玉器玉琮、玉璧;大型仪仗用具玉戈、玉璋、多孔玉刀;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青铜冶炼铸造以及熔接技术;青铜礼器等,都是三星堆文化所见的中原文化基因。

“对于三星堆文化中是否有域外文化影响,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必然的,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就是在西亚文明的影响下产生的。尽管还不能排除境外文明因素对三星文化产生的影响,譬如黄金面具和金杖等,但目前还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

“要论证两个文化或文明之间是否发生过密切的交流,我认为应当符合几个条件。”王巍进一步表示,第一需要在时间上满足基本同时,不应相差数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第二,两者之间在距离上应该接近,如果很远,则应该找到中间的环节;第三则是两者应当极为相似,以至于很难认为他们是独自发明的。

“三星堆的夏商王朝的交流,符合上述条件,三星堆与境外文明也应该符合这些条件。”王巍说,“就三星堆和夏商王朝的关系而言,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三星堆显然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和以青铜礼器和玉礼器为代表的中原礼制的强烈影响。”王巍称:“三星堆文化和在其之后兴盛起来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的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星空中十分璀璨的一颗星。”